《乐队的夏天3》中的争议，我这么看：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
《乐队的夏天3》第六期有点平淡，平淡的意思是整体上质量比较平均，没有特别差的，但也没有特别让人惊艳的。不像上一期有二手的《偶遇》这样的王炸，以至于将整期的平均质量都带高了。不过，有趣的是那段《奇葩说》式的论辩。其实这一幕并不新鲜，上一次在四年前《乐队的夏天》第一季，也是在改编赛中，痛仰的一曲《我愿意》激起了激烈的意见PK。而那次也是邓柯老师，起来发表了一番关于“起承转合”的观点，激起了一片争议声。好吧， 邓柯老师作为马东专用工具人的身份暴露了。那一次PK，似乎大家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痛仰虽然输了比赛，但后来通过复活赛成功晋级，并最终拿到了第二的名次，算是“逆袭”成功了。而我也专门为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对《乐队的夏天》中的争议，我这么看——音乐欣赏中的“范式革命”而这一次似乎节目组明确了辩论的“赛果”，认为是支持康士坦“四十岁可以唱二十岁”的一边赢了。实际上这场PK算不上是一场正式的PK，一是两方的辩论几乎没有明确的交锋，都是各讲各话；另一点是，关于观点本身没有深入的阐述，停留在打比方抖机灵赢取观众喝彩获得综艺效果的阶段了。当然这本来也不是辩论比赛，综艺效果嘛，懂得都懂。不过我倒是想深入说说这个话题。还好，昨天乐评人呆若木一在微博上发表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详细看法：有看到这一期乐夏“奇葩说”片段的朋友们，我可以小小解释一下当时的状况。当时康士坦的变化球表演《Hi There》的时候我个人是非常感动的，我认为首先在一个有竞技性质的综艺节目上演一首不遵循传统流行乐范式的Post Rock就是一个足够冒险的行为，而我深深地被这首歌里那些所有人在青春时期都经历过的、为小小的逝去而疯狂感伤的情绪所打动。节目里在我的头上打上20出头的标签，其实我早过了30岁。这不妨碍我依然被青涩而美好的悲伤所触动。因此我非常不赞同把“年轻-简单”的概念进行强绑定而认为更大的年纪就应该去面对更复杂议题的观点。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进步主义观念，也是我希望抵抗的。我们可以去探讨音乐里是否应用更恰当的技法去呈现，但不应该去以表演者年龄的因素去左右音乐的评判。而且我认为很多对这首歌“过于简单”的批评，有时候是建立在对后摇曲风本身接受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出现的。这都是我们在现场有展开的部分，节目时长所限，很难完整呈现这一段争论，事实上我都没有想到这竟然会被剪进去，因为这个议题在我看来并没有那么戏剧化，我只是希望音乐评论不要掺杂对表演者年龄和性别身份的审视，去限制他们表达的内容和主题。我们应当自如地选择自己人生的状态——当然这可能又会被说成是正确的废话。但既然是废话，为什么我们还是会屡屡碰到类似角度的奇怪评论？生日的时候常有朋友给我唱艾怡良的《Forever Young》，开篇的歌词写着，“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活得高亢低落”，所谓的成长、经历、进步在我这里并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所谓的大人，而是你可以成为更多你想要的角色，“二十年后/还是一样轻狂一样不枉”未尝不可。现实生活已经在拼命逼着我们往前了，希望至少在音乐里我们可以永远回到自己怀念的年岁吧。既然是音乐节目，那么自然首先应该以音乐为主。整体上，辩论两方对于这首歌中的“念白”部分比较“简单”是没有异议的，虽然邓柯用的词是“苍白”，而木一补充了一点即部分观众可能没有培养起对后摇的欣赏观念，因而有一些“思维定式”。对于是不是思维定式的问题，首先乐夏这个节目实际上是不主张完全去掉歌唱的纯器乐表演的，也因为此像惘闻这样的后摇乐队就没能入选。而对于这首《Hi there》，我还要补充一点，是就这首歌的表演与当时的情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这是在一个综艺节目里。记得上次关于痛仰《我愿意》的争论，就有这方面的因素，除了邓柯老师的“起承转合”，还有黑刀关于“懂得比赛”的箴言。关于这一点邓柯专门做过辨析：但高级同时也以为着更高的阅读门槛，以及更高的表达误读率（听众更不容易搞懂创作者像表达什么）。具体到流行音乐（广义上），尤其是面向大众的音乐综艺／比赛上，过于高级的作品容易让听众产生陌生感。同时这些综艺（尤其是乐夏）又是要求观众当场投票的，那么假如观众在乐队表演这首歌的时候没有 get 到情绪点，那 TA 可能就不会给乐队投票。就算事后回味过来了，也没机会投了。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乐队不会比赛」。比赛想取得好成绩，除了实力要强以外，比赛技巧也是必要的（就像考托福雅思，除了自身英语能力，应试技巧也很重要）。这些乐队没怎么经过大型综艺的洗礼（乐队的夏天算是第一个正经的火了的乐队节目），当然会有一些参赛经验上的不足啦（这非但不是缺点反而会显得很真实，比这些年专攻音乐综艺的改编老油条们可爱多了）。时隔四年，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应该说关于音乐关于综艺关于艺术，我们很多的观念都变了。因此，关于“竞技性”的要求固然依旧是乐夏这种竞技综艺的必要元素，但也没有那么的“置顶”了，比如康士坦自己就说自己就是来交朋友的，而选择PK乐队的时候也是用了“点兵点将”的方法，显得非常的“松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台团本身就是以“丧燃”为特色，那么凸显竞技性的表演本身就不太与他们的气质相符。与之对应的，柏林护士的选曲就非常有“竞技性”，当然这是各人选择，没有任何对错方面的龃龉。而更重要的是情境的变化。应该说，经过疫情三年，以及经济形势的变化，大家的很多情绪、心气，尤其是对未来的预期都与过去不一样了。因此，在这种环境下，说太多关于“进步”，以及“进步主义”，包括随着年龄提升阅历的话题似乎都有点out。尤其是我上一篇写马东和乐夏的文章，也对进步主义的发展理念提出了质疑。再加上马东默认这是“乐夏”最后一季了，这又不由得给节目一种伤感甚至悲壮的氛围，这种情况下，过于“积极”“正能量”似乎也有点违和了。那么，既然大家都不认为进步主义对于当下的音乐来说是个必须的“前置条件”，那我为什么又对呆若木一的说法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呢？用“进步主义”搜索木一的微博，发现这么一条：呆若木一2018-9-6来自 微博 weibo.com已编辑很多音乐从业者会强调音乐审美的高下之分。但审美价值究竟是不是集中于“美”的一端？于我而言，艺术除了求“美”的一面，更有求“真”的一面。甚至很多时候音乐的价值就在这两端之间平衡。过于阳春白雪优雅庄贵则毫无人味，过于探索内心真实接地则缺了可被欣赏的范式。正是在“真”与“美”的摇摆中，艺术不断地运动着。常常有人疑惑，“为什么艺术发展要有个趋势”，“为什么音乐要创新”，认为守着故纸堆也有一番天地。但若没有新的艺术去探索“真”和“美”的边界，我们的精神世界便总会趋于枯竭凋零。艺术的世界之广远及不上人心之深邃博大。随着艺术家们的探索，随着人对“美”的包容度的拓宽，我们也逐渐能用更为广泛的形式来表达真实，使“真”与“美”的两端之间存在更多的余地可供挥洒。比如从前，用美声唱歌才是美的，如今用白声唱歌也能表达出其特有的情感。从前古典乐器才是优雅的，如今电子合成器的风韵也丝毫不让。但它们都经过了不断挑战审美，而逐渐被接纳的过程。都说艺术发展、音乐发展是有个趋势的，趋势就是不断拓宽边界，去表达尽可能多的真实，来与心灵共鸣。让我们于莺莺燕燕的物质世界之外，更有一番无限斑斓的精神疆土。这是我想象中的，“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听新的音乐、去发展新的音乐”。这里面提到了进步，提到了发展，提到“艺术发展要有个趋势”，要“探索“真”和“美”的边界”。可以看到，呆若木一并不反对进步和发展，当然，这是五年前的言论，今天的他也许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上面我已经提到了环境和社会普遍情绪的变化。但这还是不够，对于康士坦而言，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点。乐评人邹小樱说，台团有个特别的点，就是“他们身上几乎看不到年龄感”。康士坦就是代表，甚至有乐迷说“既然看不出他们的年龄，就不要计较唱这么幼稚的歌啦”云云。年龄感这个事情跟台湾特殊的地域文化有关，这里先不谈。我们继续谈音乐，在康士坦的最新专辑《眠月线》中，有一首歌叫《我的未来还是梦》：我们花了至少十年在期待十八岁那天走进便利商店买了酒和烟庆祝成年礼是骑摩托车摔了一跤抓住方向盘才理解所谓的人格特质十年之后早餐店阿姨不再叫你 妹妹后来甚至开始不喜欢逢年过节发现此刻人生唯一没变的是你依然盼望店员问你满十八岁了没时间一直在走载走我们的忧愁你还会不会在夜晚感到失落时间一直载走载走青春的宇宙你找到了吗未来想做什麽小时候的你许了一个遥远的梦远不及我现在能给你的期望昨晚我的梦裡你出现了好几遍你说我是你的错觉时间一直在走载走我们的忧愁你还会不会在夜晚感到失落时间一直载走载走青春的宇宙你找到了吗未来想做什麽我们都知道张雨生有一首经典之作《我的未来不是梦》，发表于35年前。那是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啊，那时候的年轻人有“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昂扬和激越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而35年后的今天，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今天的我们这么迷茫，颓丧？有人说康士坦是“后摇草东”，确实康士坦和草东有某些“顺承”关系，虽然康士坦的乐手整体比草东年龄大。如果说草东是典型的90后的态度：不顺从、不反抗的话，那么康士坦仍然有某种“拼贴”的痕迹，即把不同年龄层次的经验聚合在一起，然后展示其中的错落感、违和感，最后发出疑问：怎么回事，怎么过呢？总的来讲，草东比康士坦想的更“开”，早已明白世界真相的他们，虽然早早就声明“这里没有反抗的人”（《勇敢的人》），但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仍然在怒吼：“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们虚构的！”（《烂泥》）对他们来说，大声吼出真相就是与世界连接的方式，也是对抗的方式，只是这种对抗并不寻求结果。而康士坦从表面上看，似乎比草东更“嫩”，无论是音乐还是长相。这正是戴锦华面对Z时代和00后学子时发出的感叹：“我承认我很幼稚，是你们太成熟。”在最新的《人格补完计画》中康士坦甚至唱到：“羡慕勇敢的人！”这种“装嫩”可能是种保护色，但问题在于，当你用保护色掩盖自己时，某种程度上就把“成长”、“进步”这些词抛在了脑后，这是邓柯老师的“咱们要进步吧”被在场的大众乐迷沉默对待甚至嗤之以鼻的原因。对他们来说，成长意味着伤害，进步意味着碰壁，那么我们还要追求什么呢？但这种姿态，仍然要面对几个质疑。第一个是节目效果，因为这是一个综艺性竞技，大众从比赛效果看，一定希望看到的是安达PK瓦依那那样火星撞地球式的对决。不要忘了还有很多队连复活置换的机会都没有呢，当然不希望看到在PK之前就“放弃抵抗”了。第二个，则是价值观本身，事实上我们看到，马东似乎对这段奇葩说的辩论很满意，而呆若木一却很奇怪为什么要剪出来。音乐有没有输出价值观的功能？当然有，但这不是必须的，尤其在综艺节目里更要“小心翼翼”。但年龄感错落和“违和”真的不是个问题吗？五十岁的人可以唱二十岁的歌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到现场，之前木一的微博其实还有最后一句话，看上去与辩论的话题无关：当然比起这个争论我更难过的是这个仰拍+顶光+坐满一天至少把我拍肿了20斤所以他很在意节目组将他拍“丑”了，这好像跟支持康士坦的逻辑很一致，因为康士坦也是让人看不出有岁月痕迹，无论长相还是音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这儿恰巧暴露了这场辩论中最深层而无人指出的一个悖论：我们都知道进步主义，发展主义与当下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有关，丹尼尔贝尔曾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资本主义内在的悖论，即事业-生活二分法，在事业中强调清教徒般的辛勤劳作和无私奉献，在生活中则强调个人本位、自由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就是说，我在事业中需要变得越成熟越好，需要抛弃感性冲动，承担责任感，变得理性、老成、稳重、进取。而在生活中，我却需要尽量变得幼稚，放纵欲望，情感，需求，尽可能消费，享受。这种不断拉扯的张力让现代人的生活处于无处不在的紧张和撕扯之中，而且这种冲突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反对进步主义的第一重意义就在这里。而第二种意义是，是不是有那种线性的进步观和发展观，大家最终是不是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就像过去若干年我们在流行文化上所做的一样，循着一条清晰的“鄙视链”，欧美——日韩——港台——内地。这种线性发展观到了今时今日已经不再有更多的认同，当我们用综艺革命打败了曾经火热的港台流行文化时，当我们在产业规模和指标上成功超越了日韩时，当我们在电影市场上已经将好莱坞压着打时，这种线性的追赶论似乎不那么有效了。这固然让我们感到高兴和自豪，同时也让我们生出了“到底要往何处去”的困惑和疑问。同时，内心中似乎仍然有个声音在催促我们“快跑，快跑！”综合这两点，我们会发现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带给我们的两个负面结果，第一是让事业与生活的人生版图越发撕裂和破碎，第二是扼杀了多元文化的样态。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木一的表达具有这样的几个悖论：第一是他认为“什么样的年龄有什么样的表达”是一种思维定式，是线性发展论。但问题在于，这种命题预先假设了“成熟”的样式都是一样的，三十岁是三十岁的样，四十岁四十岁样，五十岁五十岁样。可问题是，如果拒绝“成熟该有成熟的样”，那么保持青涩不是另外一种单一性吗？更重要的是，成熟和成熟间很多是不一样的，而幼稚青涩往往是相似的。比如歌德用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就几乎写尽了青春恋爱的心理，后世无出其右。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成熟的人才都是相似的呢，理性，隐忍，利己，精明，成熟的人都是相似的。这可能是将当下社会的样态当成了不变的真理。资本主义文化结构下，人类在工作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确实是高度趋同的，否则无法形成效率体系和生产合力。但人类的生活领域并不相同，所谓生活领域的趋同是因为人类的剩余时间被工作时间大量侵吞的结果。你感兴趣音乐，他感兴趣绘画，她感兴趣旅游，生活应该是丰富多样的。而另一方面，康士坦的这种“保持青涩，拒绝成长”，真的能有效对抗进步主义吗？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社会体系对于“佛系”、“躺平”的抱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选择不合作的样子。关键是，“停滞”、“静止”并不能阻止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不妨回想一下，过去几十年中华语音乐占比最大的类型是什么？是不是无处不在的芭乐？奇怪的是，在芭乐盛行的那些年，具体说从李宗盛操刀的陈淑桦《梦醒时分》开始（1989底发行），到薛之谦的《演员》中止（2016年底发行），大概二十七八年时间，恰恰是整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经济上升最快的时期。这里，经济的发展与流行音乐文化的“停止”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那些年，小众/独立音乐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发展，无论是摇滚/民谣/说唱/民族风/舞曲等等等等，也不论是音乐节/Pub/Livehouse/演唱会等等，它们都在“主流”的笼罩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发展。也正是从2017年开始，以《中国有嘻哈》为代表的综艺节目将小众音乐和独立音乐不断推上更大的舞台，而当时的经济发展已经开始逐渐转型。之后便有了“20XX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却是今后最好的一年”的说法并不断演进。所以，明明是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偏偏乐坛的主流发展是最慢的。而这种慢，一方面是进步主义逻辑的一个内在悖论：你想进步，就不能同时在所有方面追求进步，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必须优先发展最需要的行业。在那些年，小众音乐独立音乐的发展确实是很艰难的，大多是在用爱发电。但到了2017之后，当经济发展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本，并开始向多元文化小众文化进军的时候，才有了《中国有嘻哈》《乐队的夏天》的辉煌。在过去若干年，港台尤其是台湾的文化在很长时间引领着我们。从八十年代《潮——来自台湾的歌》，到李宗盛陈淑桦开启的都市情歌时代，到周杰伦的新世代，一直是如此。而这种情况在201X年代发生了改变，众所周知，大陆的万能青年旅店影响了台湾一批乐队，台团“伤心欲绝”曾在《一整个世代的宿醉》中这样唱道：台北盆地最大的哀愁就是远不如华北平原唱来惆怅这里面有个“格局”问题。我前面说过，台团的“嫩”跟台湾的地域文化有关，而大陆的独立音乐，尤其摇滚乐，从一出生就有一股“早熟”的味儿，就如同崔健的“一无所有”一样。正因为经济发展和进步与文化发展有复杂的关系，所以，“二十岁”和“四十岁”的歌本来就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对于台团来说，也许不是他们“不想长大”，而是他们一直是那个样子。就像第一季的旺福，无论多少岁他们唱的歌还是那么简单可爱。而大陆摇滚乐一出生就带着浓浓的年龄感，之后的发展、进步更多是技术、表达方式上的成熟，在情感和价值上其实一开始就处于非常“早熟”的状态。而台团的“丧燃”固然与“鲁蛇世代”、躺平佛系这些文化有关，但整体上它并不是在表达青涩，而是世故。而康士坦自己也很清楚，它甚至不介意你批评它。比如两边越辩越激动的时候，小米在后台说不要吵架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执着于“辩论要有个输赢”，或者有个确定的方向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进步论的框架中了。目的论一定最终导向进步论，这就是这场辩论的悖论所在。而木一微博最后的那句话，在我看来恰如其分的自我否定了他前面所有的表达。也就是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所说的话对不对，跟他的长相应该没有关系，因此哪怕木一长了一张臧鸿飞的脸（此处没有嘲笑飞飞的意思），他说出的话的效力也不应该有任何改变。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更搞笑的是，飞飞自己实际上预先承认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形而下的结论：康士坦能够唱青涩，正是因为他们长得还很青涩，女乐迷的话是对的——五十岁的人可以唱二十岁的歌，前提是你得长得像二十岁！这又让我想到了这个周末刚看的一部电影《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中的一句话（略微涉嫌剧透，不过喜剧片还好）：努力在天赋面前一文不值。这种话当然很不“zzzq”，但这似乎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跟台湾的文化环境有关系，正如邹小樱所说：台团普遍没有年龄感。而年龄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长相决定的，还是阅历，还是生理年龄，还是什么？而这又回到了一个似乎循环论证的命题：年龄感是由你与成熟的距离决定的。而什么是成熟？它不是先验决定的，是后天定义的，是社会权利的结果。正如封建时代的成熟需要节制欲望，克己复礼一样，资本主义时代的成熟要求我们放纵欲望，纵情饕餮。所以康士坦的表现到底如何？很丧？好像也没有很丧。很燃？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正像这部电影的英文名所揭示的那样：Lose to Win。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多遇到这样事情：它好像对，也好像不对，它有好，也有不好。其实生活中大部分东西都是如此。而资本主义告诉我们：一定要去追求那个最好的！而这正是通向进步论的桥梁，而后就是卷。所以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当然可以，但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而后你会发现，一切都变得美好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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